20世纪后20年是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阶段。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学者们空前的学术热情，纯正的学术风气，使他们一心投入学术探索中去。具体到词学研究，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也令人惊叹。它们几乎覆盖了词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既有传统学术理路上的基础考证、词家专论、作品辨味，词学理论和术语的辨析，也有增益先贤的词学研究格局设计、词学理路的新探寻、词体审美的现代阐释，更有词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共性人文关怀、词学通过滋养人生而激活自我等等。杨海明先生的词学研究，就是其卓然自立的一家。这点，我们可以从江苏大学出版社10月推出的8册12卷的《杨海明词学文集》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首先具有兼容宏通的格局。一方面，他得到师尊给予的文献学、考据学专门学术训练机会，在探索研究中掌握了正确的考证功夫，理解考据学对于词学研究之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不迷失在考据的魅惑中，更重视对于文学作品之意蕴和美感的抉发。美的、真的、情感的文学，从词人心中流淌出来的诚挚情感，不仅应该让学者以头脑来接近而体现出学术价值，更应让学者、读者以心灵来贴近，从而使文学研究也能具有滋养的价值。同时，作为一位有使命感和思考天赋的学者，他注重探索词学研究中具有规律性的大问题，旁征博引，上下贯通，力求以智慧照亮词体发展的道路，参与词学研究的格局建构。纵观《杨海明词学文集》可以发现，他在文献考据、作品细读这些基本的层面，在词体风格探索、词史建构、词美学思考这些核心的层面，在词体功能与价值建构、词与当代文化建设这些高新的层面，都留下了自己探索、追寻的足迹，呈现出宏通兼容的风格。

其次，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集中、专精的特色。在具备全面的词学研究能力的前提下，他集中精力，在唐宋词史研究、唐宋词主体风格研究、唐宋词美学研究这些对于建构现代词学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上面，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他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个案研究的扎实，帮助他在整体命题的阐释上，获得既相互联系又各具面目的个案链条的支持。在《唐宋词风格论》（卷一）中，针对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唐宋词的审美风格，他作出了自己的厘定，具主体而明变化，以智者的通识，阐述了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嬗变，为解决历代学人对于唐宋词主体风格的分歧，提供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新探索。而《唐宋词史》（卷三）则是第一次以现代人的学术眼光，构建词史。他注重唐宋词有别于以往抒情文学的特质，以“心绪文学”、“感伤文学”和“南方文学”来概括之，并进一步突出唐宋词中积累浓厚的“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得词体在各体抒情文学中，能够自具面目。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而且已经自成一家。这样的研究态度，在《唐宋词美学》（卷六）中也一以贯之。他运用自己前期积累的丰厚知识，总结出唐宋词所具有的各种审美特征。其角度和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新意昭彰，启人实多。

再次，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旁通侧击其他学术领域、并汲取有益营养的趣味与机智。他经常信手拈来，将西方文学的故典巧妙而恰当地点缀在自己的词学论述中，增添了文字的活趣，令人会心一笑。他也不讳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新鲜的营养，增加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新意，体现出知识积累和取用上的随缘和机智。

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杨海明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理念上有重要突破：他将小众化的词学研究，引向有益于人、有补于世的方向。这使词学研究不再成为“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状态下的孤绝之物，而能成为滋养今人与后世的一道精神食粮。在《唐宋词与人生》中，他以古今不隔的心灵体验，提炼唐宋词人与后来者之间可以分享的精神资源和情感经验，赋活了唐宋词作为抒情文学、审美文学所具有的现代魅力。在一个带有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的时代环境里，他忧心于当代人的性灵能量是否充足，特别注重唐宋词对于当代生活的精神滋养、审美享受和艺术陶冶作用，希望它能释放其作为“活的文学”的当代生命力。这样的理念，不仅嘉惠于词学，而且嘉惠于世人。因为就词而言，能被取用，则词复生；能解释其用，则词学不绝；而人知如何取用，则心源更多一水灌注矣。

由以上几点，可以发现，杨海明先生在词学研究上，由基础性、实证性的研究出发，寻找到与自己的才情天分、思力智识最匹配的领域，在唐宋词主体风格探索和唐宋词史的结撰等方面留下了专精而极富特色的成果。

作者：邓红梅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