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的诗坛上，王维号称“诗佛”。既然称为一个“佛”字，使人想到其为人心态必然是恬淡退隐，与世无争，并怀有慈悲心的。然而，从《王维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梁瑜霞，师长泰主编）中我们看到，王维一生，基本上过的是亦官亦隐的矛盾两栖生活。对山水田园生活的向往，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天性，然而，从最基本最现实的世俗生存需求出发，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入世入仕，以求得稻粮俸禄和名利前程，并进一步也可以动听地说是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报效家国天下。这就造成了他们心灵追求和实际行动的矛盾分裂。

自从人类有文明以来，他就时刻都不能忘记对自己的母地故园——自然的怀恋追求，构成中国文化主干的儒道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倾向。儒家文化是积极的，入世的，代表了人类追求文明生活的一面；道家文化是消极的，出世的，代表了人类回归自然生活的一面。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它和儒道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社会生活的三足鼎立图景，所谓“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前两者，佛道二教，都是消极出世的，它们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超越于，或者说是退缩于世俗功利社会生活之外的心灵家园，让在世俗世界中失败、厌倦、劳累的人们得到休息和安慰。然而，这样的心灵家园和休息安慰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人类生命的本质要求他向前，而不是向后不断发展进取，以求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幸福的世界前景。因此，佛道二教，无论在境界上有多么超越，在知识论上有多么丰富复杂，乃至繁琐，它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即使最简单平常的世俗生活映照之下，都会显得荒谬可笑，根本站不住脚！正如西方哲人所言，人类有三项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生命、财产、追求幸福的自由。比如佛教，它要求人们放弃这一切，遁入空门，然后许以一个虚幻的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中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是没有财产的吗？是没有婚姻，爱情，家庭的吗？显然，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现实世界中的佛门并不能做到这么洒脱，从佛教殿堂中灿灿的佛像金身，旺盛的香火铜钱，我们就可以询问它的财产来源；从“水浒传”中僧人与世俗妇女的通奸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佛家弟子的情欲诉求。我们相信，一种暂时脱离世俗的，清静的隐修生活对于人类的心灵和头脑深入思考某些神秘深邃的世界宇宙问题是必要的和有帮助的，但即使这样深奥的思索在找到它的解答之后，也要回到世俗社会生活中来验证它的真理性和实际价值，那就是仍然要解决人类生存和自由发展，幸福生活的现实问题。

因此，王维的“佛”，实际上仍是一种拈花微笑佛，他在进入一个空虚寂寥的本原世界之后，仍然要回到现实世俗生活中来，求得依助和情趣。说到对现实的世俗生活的态度，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常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处女情结”。一方面，他们是渴望入世的，渴望用儒家的那一套理想去改造社会，服务家国天下，从而实现个人的抱负和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险恶污浊的世俗社会厌恶恐惧，胆战心惊，想洁身自好，与世隔绝，因此就出现了像王维这样的半官半隐的尴尬状态。在对王维这样的诗人士大夫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最多最频繁的就是对黑暗官场的控诉。社会政治作为人类的一种必要的组织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正面合理性，当然也有它的黑暗负面性。然而，总是将这种黑暗负面性作为某些个人生活不幸和不顺的终极原因，显然是有很大片面性的。因为社会政治归根到底也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由一个个个人操作的。如果每个个人都能秉持自己的正直理想和世俗欲求进入社会政治，去坚韧不拔地操作实践，那么整个社会的黑暗性总能一点一点地被消除，光明面总能越来越大。当然，这仍然是比较理想化的。因为人性总有它的卑劣低下性，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因为生活道路和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在激烈持续的社会生活的交流交锋碰撞中互相消除彼此的缺陷，将各自的人性提升到光辉的程度。

这种交流就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走出传统的阴影，走出自己狭隘的、私我的、繁琐的、没有生命力的小圈子，走到社会大众当中去，把自己的知识贡献于、服务于急需要启蒙和救治改造的民众，同时也在这样的行动中使自身得到艰苦的良好的改造和进益，抛弃那种精神上的繁琐空虚，自大自卑，孤芳自赏，不切实际的魔影。这也是我们从《王维研究》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的目前类似的学术研究的重大缺陷。我们需要把我们长期艰辛积累下来的丰富的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一点一点地融化转化为平易的，与实际密切结合的，能为广大民众百姓理解接受的知识财富，从而真正发挥知识应有的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积极伟大作用！这是我们对学术研究的期待，也是对学术研究与文化大众结合，而产生出丰硕灿烂充实的知识之果，与因享受了这种果实而变得真正健康，幸福，美好的社会和人民的殷切展望！

（苏小松）